在压力中成长的一代

这是滨海威斯顿一个星期一的早晨，沃尔社区学校（Worle Community School）八年级的孩子们正在上表演课。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是55岁的南希·布雷茨，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2年。她天生就有一种幽默感，和学生们很合得来。

每半个月，这群13岁的孩子就要上一个小时的表演课。今天，他们正在排练一部关于恃强欺弱的道德剧《矮胖子的悲剧人生》（The Terrible Fate of Humpty Dumpty），这部剧的大意是7个孩子欺辱一个又矮又胖的男孩，最终这个矮胖子被逼死，在接受同学们的反复盘问时，7个孩子需要临时编造不在场证明。这不仅仅是一部戏剧，它还锻炼了孩子们的团队合作能力、表演能力以及公共演讲能力。

然而，今年是南希执教的最后一年。英国政府虽然延迟了教师的退休年龄，也就是说，南希可以在这里至少再教上10年，但她选择了辞职。她认为表演课越来越不受到重视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

15年前，学校每年都能排出好几部新剧，但现在，学生们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活动上，因为它占用了他们的学习时间。表演课的资金也越来越少，排练和表演大厅干脆被彻底布置成考场。政府也不再重视表演课，只把它当作一门“副科”。

“昨晚，我看见电视上说16到24岁的孩子们压力越来越大，”南希说，“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学校过度追求成绩。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做得更好，但不应该让他们认为如果无法达到某种标准，他们就是失败的。老师们也是一样，总是感到自己不断地接受考核，好像我们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似的。”

以前，孩子们会一边上表演课一边准备考试，而现在只剩下考试了。南希说，表演可以教会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技能。它告诉人们如何合作，如何倾听，如何求同存异。现在的教育机制可以让孩子们取得一个好成绩，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保住这份工作，因为他们不会与人沟通，不知道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。

有压力的不仅仅是孩子们

英国教育部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，英国的中学教师平均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，小学老师更是达到了60个小时。许多老师说，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不必要的事情上。

2013年1月，在接受调查公司YouGov采访的英国教师中，超过半数的人都认为他们对工作没有多大兴趣，77%的人认为政府对教育起到了负面的影响。去年12月，英国全国校长会暨女教师工会联盟（NASUWT）称，在他们调查的23万教师中，有一半人想过辞职。

一直以来，教师都是英国教育部的重点关注对象，但同时也是教育重压之下的受害者。学校把学生和老师当成了一串串数据和一个个目标，却忽略了对学生人性价值的培养，而这正是以前教师们的教学重点。如今，对英国老师来说，填写一张张教学进度表反而比育人更加重要，这完全扭曲了教育的本意。

在过去的20年里，英国人一直都在激烈地讨论学生参加多少正规的考试比较合理，只按学生考试成绩来给中小学排名是否过于残酷。如今在英国，学生的成绩成了评定教师水平的标准。学校是否优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CSE（普通中等教育证书）和A-levels（英国中学生高等考试）的成绩。

像许多政客的许诺一样，如今的英国教育部部长乔夫的计划听起来妙不可言，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。为了让5岁的孩子会做加减法，9岁的孩子知道运算法则，11岁的孩子能背诗，教育部重新制定了课程。乔夫确实在想方设法避开水平测试，尽量取消分数，也不断强调考试的弊端，但同时他也十分热衷于“常规”考试，甚至计划增加更多的考试。上个月，他建议所有13岁的学生都参加私立学校的统一入学考试。

在英国，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属于优秀、一般、继续提高还是不合格都是由一个叫教育标准局的机构来决定的。检查员至少每3年到学校里进行一次检查，评判他们看到的一切。教师们经常为了检查变得紧张兮兮的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考核成绩。

人们认为教育标准局在给他们帮倒忙。沃尔社区学校的负责人说：“两年前，检察员来过我们学校，对学校的评价是有待提高，他们说他们以后会回来看看情况的。之后的一年半中，老师们每天都在担心这群人什么时候回来。你无法想象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压力。”

萨拉的故事

萨拉今年30岁，是一名中学教师。她家离学校有一个小时的路程，这就意味着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，但她从来不觉得辛苦。这份工作她做了6年。“我喜欢文学，和孩子们分享我的感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《人与鼠》这篇文章我已经教过很多遍了，但每次面对不同的学生，他们都能带来新的想法。”萨拉说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明显带有一丝沮丧，这和政府把文学作为GCSE考试的一部分有关。“最难的就是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能让自己满意。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工作，我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不得不应付的工作大部分还和教学无关。你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出色，他们定下的目标我根本无法完成。”萨拉口中的“他们”是谁？想必是教育标准局。

萨拉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记录学生们的学习情况，把它做成进度表。孩子们并不总是一同进步的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，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压力。

这种教育体制对孩子们有什么影响呢？萨拉回答说：“太残忍了。他们在测试中表现得很好，而这也确实反映了孩子们的真实水平。他们很努力，也为自己感到骄傲。但新的教育制度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达到优秀，我不得不让获得及格或者良好成绩的学生重新做，即使他们对自己的成绩已经很满意了。”

“他们的压力太大了，有些孩子干脆放弃努力。他们会想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但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仍然会努力做得更好。”在学校的内部考察中，萨拉的教学水平被评为优秀，但她仍想辞职。“我不能给予学生们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己也无法平衡好我的工作和生活。”

萨拉仍然记得有一次教育标准局派来了一群人，他们要试听一节课。下课后他们居然问萨拉：“请问，这节课到底能让孩子学到什么？”如此功利的问题让萨拉哭笑不得。

问题从很早就开始显露了

英国教育体制的问题并不是从这届政府执政才开始出现的。早在布莱尔执政期间，许多问题就已经出现了，它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，很多教师因此辞职了。其中一位是2010年辞去工作的特丽莎·戴琳，她现在在家一心一意地照顾她的外孙们。在特丽莎还是一名中学教师时，教育标准局对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学校老师必须记录下自己的教学内容，通过学校上交给相关部门。

有一次在备课时，特丽莎提出了一个名为“将世界与你相连”的教学主题。她计划找一些美国人，让学生们和对方建立联系，就各种话题展开交流。但在看过特丽莎的教学计划书后，教育标准局却警告她不要这样讲课，因为这样的教学内容并不在教学计划范围内。

让特丽莎更加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工作量日益增加。“刚开始教课时，我只在工作日工作，后来周日下午也成了我办公的时间，再后来周日全天我都要上班，最后我连周六都不能完整地休息。”迫使她做出辞职决定的是一个周六早上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她正准备在家安心吃一顿午饭，却接到了一个电话：教育标准局又派人来学校了。“我受够了！”她说道。

教育标准局带来的灾难

新学期开始之前，我见到了菲力·布莱特，他在哈林盖的一所小学当老师。从2002年到2012年，他任职于托特纳姆的一所小学，那所学校因为教育局的一道命令现在已经不在了。“我之前工作的那所学校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，学生们来自不同的种族，有着不同的背景，信仰不同的宗教。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一切为了孩子。我们非常注重综合教育，开设了阅读课、写作课、数学课，而音乐课是我们最大的特色，四年级的孩子可以选择学习小提琴或者长号。”菲力说。

2011年1月，教育标准局来视察了，给学校留下“继续提高”的评价。于是，老师们改变了某些课程的教学方式。几个月之后，他们又来了，这次的评价是“有进步”。

之后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2011年12月，教育标准局想关闭这所学校，把它改成一所专科院校。家长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，支持他们的还有学校的老师和当地的工党议员。但2012年1月，教育部部长乔夫让教育标准局再次检查这所学校。还是上次那位检察官，但这次他说学校的教育质量没有达到最低水平。教育局最终解散了学校的委员会，并把它变成了专科学校。“老师们都哭了，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陷阱。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乔夫想把它变成专科学校的决心。他在用孩子们的教育玩弄政治。”

菲力说：“作为一名小学老师，我感到自豪。我选择教师作为我的职业，并不是为了每年那13周的假期，而是因为我想为这里的孩子带来些什么，政府出台的任何方案都不能够影响我当初的决定。”

重新回到沃尔社区学校，3个学生谈了谈他们对表演课的想法。他们并不认为表演课是“副科”。除了要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，他们说这门课教会了他们如何热爱生活。

那他们对其他科目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

“这得看是什么科目，老师们是不是拼命给你灌输那门课的内容，如果是，那我们很讨厌上那门课。”

那什么样的课是你们讨厌的呢？

“英语，数学，科学。”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。

“考试太多了，如果你没能达到学校要求的水平，你就要重新学这门课。你知道以你的能力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了，但有时他们会期待你达到一个根本不可能企及的高度。压力让我根本无法集中精力，我经常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，”一个学生说，“每个人都需要娱乐，都需要从某个地方找到对生活的热情，脑子里不能只想着那些学科。”

[田袆编译自《英国卫报周末杂志》]